编译所 | 夏继果:从全球互动到“人类世”
在马立博看来,就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而言,先后发生过两次重大的转变。18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以使用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为特征,自然界对工业生产和经济增长的束缚由此开始大幅减弱;20世纪初,通过从大气中提取氮来合成氨的哈勃—波什制氨法发明,造成食物供给增加、世界人口飞速增长,历史上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重大改变由此而发生,旧生物体制的局限被打破,从而完全进入了“人类世”阶段。
从全球互动到“人类世”
夏继果
2004年12月,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成立,我有幸成为中心的一员。在中心成立之初,我们的主要工作是译介国际学术界有关全球史的著名论著,“全球史译丛”就这样问世了。2005年初,中心主任刘新成老师让我翻译《现代世界的起源》(第一版)。他说此书是他同学徐洛(在纽约州立大学科特兰分校任职,教授世界史)推荐,本想亲自翻译,但因工作实在太忙只好向我寻求帮助。未曾想到的是,《现代世界的起源》的翻译对于我的学术成长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我对全球史的深入了解始于本书,另一方面,我也因译介本书对译事有了许多感悟。
在翻译《现代世界的起源》之前,我对全球史的理解是很有限的,以至于书中的许多术语对我来说都非常陌生,其中印象较深的有The Biological Old Regime(旧生物体制)、ColumbianExchange(哥伦布交换)、conjuncture(偶合)、pentimento(原画再现),为了找到合适的译名而绞尽脑汁。
第一版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现代世界起源的“非欧洲中心论”阐释。什么是欧洲中心论?马立博认为,欧洲中心论一方面强调欧洲乃至西方的文化优越性,另一方面强调其普遍适用性,可以向全球推广。在欧洲中心论者看来,欧洲具有一些无与伦比的文化特质,使得它(以及后来的美国)在1500年以后崛起,建立起一些先进的制度并向全球传播,这就是现代世界起源的真谛。换言之,在他们看来,现代世界的起源就是“西方的兴起”。进一步向前追溯,整个过程就像一场接力赛,古代希腊兴起了民主思想并传给罗马人,后者曾一度丢掉接力棒,但基督教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并捡起接力棒,在封建时代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欧洲文明;古代希腊的遗产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发现,在启蒙运动中得到阐发,最终在法国和美国革命以及“西方的兴起”过程中得到完善。
1502年的一幅记载了哥伦布在美洲探险的地图
马立博也承认,现代世界的许多主要特征的确来自欧洲,如民族国家、工业资本主义、“穷国”与“富国”的差距等等。对于这样一个具有欧洲特色的世界,怎么会有一种非欧洲中心论的解释呢?在马立博看来,如果把视野放宽,走出欧洲这一母体本身,把那些至今被排除在外或被忽视的世界部分地区包括进来,从全球的、环境的角度来进行阐释,就可以形成一种新的认识。现有的世界史著作大都强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在现代世界起源中的重要性,而马立博主张,把这些发现性的航海活动放到1500年前后世界财富和实力的真实结构这种广阔的全球性视野来认识是非常重要的。从这种视角出发,他的论述始自1400年,重心在亚洲。从1400年到1800年,推动全球贸易,以及随之而来的思想、新型粮食作物、手工业品交流的经济引擎就在亚洲,交流的最重要舞台是印度洋,在这里充当主角的是中国、印度和中近东的伊斯兰国家。亚洲是手工业品(特别是纺织品和瓷器)和香料的最大产地,亚洲,特别是采用银本位制的中国对白银有着巨大的需求。在这个舞台上,欧洲只是一个配角,一个渴望接近亚洲滚滚财源的配角。这样说来,哥伦布发现美洲的重要意义在于此后欧洲人在新大陆找到了巨额白银,用以购买亚洲商品,从而挤上了亚洲经济的列车。尽管有来自新大陆的财富,但是到18世纪末,欧洲人在与亚洲人所进行的全球经济竞争中仍处于劣势。1400—1800年,亚洲主导世界的发展模式是显而易见的。论述至此,我们发现,欧洲的主导地位在时间上大大推后了,欧洲中心论的根基也已遭到动摇。
亚洲与欧洲地位的变化发生于19世纪,其核心环节是始自英国的工业革命。如何看待工业革命,是欧洲科学和理性精神顺理成章的结果吗?马立博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在这里,他首先运用“旧生物体制”这一概念进行分析。到1750年,世界上9.5亿人中的每一个成员均繁衍生息于旧生物体制之中。生活所需的一切,包括食品、衣物、住房,以及取暖和做饭所用的燃料,都来自于土地,取自于太阳光每年赐予地球的能量。同样,以纺织业、皮革业和建筑业为代表的工业也依赖于农业或森林的产出。甚至在旧生物体制下所冶炼的铁和钢也仰仗于由木材加工而来的木炭。因此,旧生物体制不仅限制了人口增长,而且也限制着生产能力。到1800年左右,中国和英国都已达到了旧生物体制的极限。为了向土地索取更多的收成,以满足生活和生产所需,中国发展起劳动密集型农业,在农业社会里苦苦挣扎。而由于一些“历史的偶然性”和“历史的偶合”,英国摆脱了旧生物体制的束缚,成功地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对英国人来说,幸运的是煤矿脉贴近地面,同时也毗邻英国的巨型城市伦敦,从而推动煤炭工业的产生。矿井越挖越深,因排水需要,蒸汽机问世了。最初的蒸汽机效率很低,燃料耗费大,但矿井巷道廉价的煤炭使它幸存下来。此后,蒸汽机不断改进,为了从煤矿向伦敦运煤,蒸汽机车和铁路也出现在历史舞台,并导致以棉纺织业为代表的其他工业门类的机械化。在这里,作者纠正了一种司空见惯的见解,即把工业革命描绘成发明和使用节省劳动力的机械的过程,认为最好视之为一个不断发明节约土地的机械的过程,因为当时所缺乏的不是劳动力,而是土地。除了便利的煤炭资源外,英国还非常幸运地拥有新大陆这样一片独特的边缘地带。19世纪初英国从新大陆进口数十万磅的原棉,而进口的蔗糖则为劳动大众提供了身体所需的热量,为英国节约了几千万英亩的土地。至此,作者得出结论,如果没有煤和殖民地,旧生物体制的局限会迫使英国人把越来越多的土地用于食物的生产和燃料的供应(到1600年,英国南部的森林大多已被砍伐,主要是为了供应不断发展的伦敦城做饭和取暖所需的燃料),从而进一步减少工业生产的资源,工业革命也就无从谈起。
英国实现工业化并扩张海外帝国,推动其他国家走上工业化之路。如果说英国的工业化是多种力量偶合的产物,那么在这些国家,工业化纯粹是由强大的政府为了与英国竞争以及互相间的竞争而推动的。在这里,民族国家起了巨大的作用(作者认为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也纯属偶然,它们是在西班牙建立帝国的企图失败后、在互相间长期的战争中问世的)。法国、德国、俄国和日本在强有力的民族国家政府扶植下,顺利地走向工业化。
1851年在英国伦敦水晶宫举办的万国博览会,集中展示了工业革命以来所取得的成果
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西方国家把先进的技术用于武器装备,从而开始了对中国和非洲等地区的疯狂掠夺,成为这些西方国家工业资本主义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作者指出,平心而论,中国的鸦片消费和英国的毒品交易是保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度过1873—1896年经济衰退时期的重要因素之一,使全球资本主义避免了夭折的命运。与此同时,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掠夺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丧失了摆脱旧生物体制束缚的时机。雪上加霜的是,世界上这些在旧生物体制下艰难度日的地区在19世纪最后25年遭遇五百年来最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的打击,数千万人死于旱灾所导致的饥荒,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进一步陷入第三世界的境地。
马立博指出,欧洲中心论对现代世界起源的阐释宣扬有人优等、有人劣等的观念,因此必须抛弃。纵观现代世界形成的过程,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应该是世界各地间的互动,而不是任何一个地区特有的文化基因。历史事实是,某些国家或民族从一些偶然历史事件和地理环境中受益,在某一历史的偶合点得以主宰他人并积累起财富和实力。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秘密。了解到西方财富、权力和特权的偶然性,已从中受益的人们应当为好运的真实来源感到羞愧,而没有得到好处的人应当振作起来,相信未来新的机遇会垂青他们。
显然,这种非欧洲中心论阐释是在综合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彭慕兰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一版正是源于这几位学者在1998年的一次会议上对于学术现状的忧虑:学者的新研究成果往往被关在象牙塔中,要使之走上课堂,常常需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出于这样一种对于大学历史教学的强烈责任感,用新学术成果重新讲述世界近现代史的本书英文第一版于2002年与读者见面,迅即成为美国高校世界史教学的重要参考书。第一版所涉及的时间范围是1400年至1900年,应广大师生的要求,2007年出版的第二版增加了一章,把现代世界起源的故事延续至20世纪,直到21世纪初。
如果说本书第一版、第二版有什么欠缺,那就是,尽管它力图提供一种“全球的、环境的述说”,但环境方面的解读是较为薄弱的。环境史学家约翰·R.麦克尼尔在2000年曾断言:在21世纪结束之时,那些回望20世纪的历史学家和大众将会吃惊地发现,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既不是两次世界大战,也不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衰,而是人类与地球自然环境关系的改变。然而,仅仅过了几年,人类与自然关系变化所带来的巨大环境后果就显现出来,令马立博瞠目。他重新审视现代世界起源中的环境因素,在2015年出版的英文第三版中,增加了贯穿全书的环境内容,现代世界起源的“非欧洲中心论”阐释变成了“基于环境的非欧洲中心论”阐释。
地球的夜间卫星影像图
第三版把人类世(Anthropocene)这样一个重要概念纳入环境变迁与现代世界起源的阐释之中。“人类世”一词最早由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J. 克鲁岑于2002年正式提出。近代以来,地质学家编制了地球演进史年表(宙、代、纪、世),并确立了地质学划分标准。我们现在处于地质时期的最后一个“世”,即第四纪中的“全新世”,它开始于1.5万年前最后一个冰期结束之时。距今4000年至10000年前,农业出现了,此后有了所谓的人类“文明”史,它是在全新世相对有利的气候条件下展开的。克鲁岑认为,公元1800年前后开始的工业革命导致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剧增,从此开启了一个由人类行为而非自然所创造的新地质时代,人类成为地球上最主要的环境驱动力;他称这样一个新时期为“人类世”。人类世的概念现今已被学界广为接受,但是人类世从何时开始,却有许多不同的观点。美国学者威廉·鲁迪曼主张它开始于6000年前,其标志是定居农业以及农耕所导致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约翰·R. 麦克尼尔等人则认为,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50年才刚刚开始。
在马立博看来,就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而言,先后发生过两次重大的转变。18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以使用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为特征,自然界对工业生产和经济增长的束缚由此开始大幅减弱;20世纪初,通过从大气中提取氮来合成氨的哈勃—波什制氨法发明,造成食物供给增加、世界人口飞速增长,历史上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重大改变由此而发生,旧生物体制的局限被打破,从而完全进入了“人类世”阶段。
氮对于植物的生长至关重要,对维持动物(包括人类)生存的氨基酸的产生也必不可少。没有氮,植物就不能合成叶绿素,因而也不能将太阳能转变成可以利用的能量;没有氮,生命就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虽然我们所呼吸空气的78%是由氮气组成,但是,要想对动植物有用,氮必须是能够参加化学反应的单原子(Nr)并与其他原子结合形成其他物质;自然界中这种活性氮供应十分有限,主要来自闪电和雷击、死亡并腐烂的植物、某些豆科植物的根瘤菌、动物(包括人类)的排泄物。这样,可利用的氮为自然界中可生长的植物的种类和数量设置了一个界限,这也是有多少食物可供给人类的极限。一位专家曾推算出,即使把旧生物体制中可以利用的全部资源和技术用于提高农业产量,全世界也最多只能养活28亿人口。然而,哈勃—波什制氨法以及随后氮基化肥的工业化生产改变了一切。氮肥的使用保证了世界农牧业的稳定发展,可供人类消费的食物大量增加,以至于世界人口在20世纪发生了爆炸式增长,从16亿增长到62亿,到2010年达到73亿!述说至此,马立博不由得惊叹,“单从人口增长一个方面就足以使20世纪彪炳整个人类史册”。氮肥使用的后果并不限于此。到21世纪初,工业化生产的活性氮已经多于整个自然过程产生的活性氮。过量的活性氮进入人类及其他动物赖以生存的水源和空气之中,我们今天看到的雾霾、酸雨、土壤酸化、臭氧层消耗、水体富营养化等问题,都与活性氮失衡密切相关。由此说来,哈勃—波什制氨法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20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世界历史也因此发生了“大转折”。
进入21世纪以来,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我们每个人都在遭受着环境恶化所带来的危害。“人类世”学说认为,人类是地球上最主要的环境驱动力,就环境变迁而言,人类行为所发挥的作用大于自然过程。的确如此!环境问题与政府、国际社会有关,也与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个人有关。在雾霾锁华北的这个冬季,我试图逃离北京、逃离华北,去别处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但是结果超乎我的想象,无论是山东临沂的乡村还是中越边境地区的广西靖西,空气中都飘着浓浓的焚烧塑料袋的气息。人类将走向何处,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
1973年美国某工业区严重的环境污染
本书的翻译既是理解1400年之后的人类历史发展进而理解全球史的过程,也是与马立博进行心灵对话的过程。在字斟句酌的跨文化理解中,对于什么是翻译、如何做好翻译,我有了更多的感悟。从攻读硕士研究生起,我追随导师戚国淦先生、师母寿纪瑜先生学习翻译。两位先生靠着扎实的中英文基础和学贯中西的学术视野,所翻译的《法兰克人史》《查理大帝传》《盎格鲁萨克逊编年史》已成为汉译学术名著中的经典。我深知自己中英文基础的薄弱和知识的欠缺,在翻译上难以望其项背。但在先生言传身教的过程中,我努力学习翻译技巧,所领会到的方方面面在《“资深翻译家”戚国淦先生》一文中进行了介绍。更让我受益的是先生对翻译的认真态度,寿先生那句“不校对二十遍不敢交出版社”的名言一直伴随我的翻译探索。从读硕士起,我先后参与了《理念的人》、《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的翻译,并在新世纪之初独立翻译了哈斯金斯的《12世纪文艺复兴》。
如果对我自己的翻译历程进行划分,应当说,《现代世界的起源》和《全球史读本》的翻译标志着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与我在本科生中讲授“专业英语”和在研究生中讲授“全球史文献选读”密切相关。如果说我以前只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操作者,那么此后我对翻译有了更多的理性认识,因为在讲台上,我必须对任何一句话、任何一个单词的理解讲出个所以然。而这两本书正伴随了我对翻译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转变。我曾在课堂上这样总结自己的翻译心得:第一,要准确表达原文的意思,即处理好直译、意译的关系,不一定每个词都对号入座,但英文每个词的意思都应在中文译文中有所体现;第二,不要扩大或减少英文的意思;第三,准确把握原文的语气和感情色彩;第四,选择中文词要贴切,不可把一篇史学论文翻译成一篇文学作品;第五,从一个不懂英文的中国普通读者的角度来思考译文是否通顺,是否符合中文习惯。但要说我对翻译最大的感悟,应当是认真领会原文的逻辑并在译文中充分体现出来。有一种说法,由于中外文的差异,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把逻辑丢掉。对此我是不能认同的,同时也认为,“丢逻辑”是致使读者远离译著的重要原因之一。无论在翻译实践中还是在课堂教学中,我最重视的就是原文的逻辑,把每句话放在上下文中来理解,这样一方面可以帮助准确理解句子,更重要的是能够把译文沿着正常的逻辑思路贯通起来。
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临沂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侯卫东、北京市社科联王建妮、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张捷、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杜宪兵、密歇根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博士生夏天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另外,特别要感谢商务印书馆编辑潘永强,他一丝不苟的修改给译文增色许多,也避免了一些舛误,从他那里,我看到了翻译事业薪火相传、经典译著频现的希望。
夏继果
2017年5月
本文为《现代世界的起源》(第三版)译后记,以首发于《读书》2017年第10期,原题《从全球互动到”人类世“》。作者夏继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全球史、地中海史、中世纪西班牙史、历史上的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等方面的研究。
《现代世界的起源》(第三版)
作 者:[美]马立博译 者:夏继果
开 本:16
装 帧:精装
页 数:291
定 价:62.00
《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世纪》(第三版)是全球史研究领域独树一帜的经典。它打破了关于现代世界历史的欧洲中心论叙事,用清晰而又简明的语言建构出一套全球的、环境的现代历史叙事,具有很强的智识冲击力。据外方出版社的最新统计,在美国有150多个高等院校将它列为教科书和必读书。该书站在“人类世”的立场上,吸收近年来全球史和环境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彻底打破了关于现代世界历史的欧洲中心论,用清晰而又简明的语言构建出一套全球的、环境的现代历史的图景,具有很强的智识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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